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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爆发一场瘟疫。
通过百度可知,这一年,建安七子除了两个已死的孔融和阮瑀外,其他五人(王粲、陈琳、应瑒、徐干、刘桢)都死于此年。
真的如此吗?百度的答案是否正确?
除了建安七子,其他的贫苦百姓情况如何?政府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一
东汉末年,战乱、瘟疫不断,正是在这样的死亡氛围中,形成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风格。
除建安二十二年瘟疫外,范晔《后汉书•五行•疫》中记录的汉桓帝以来的“大疫”就有8次:
“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庐江又疫。延熹四年正月,大疫。灵帝建宁四年三月,大疫。熹平二年正月,大疫。光和二年春,大疫。五年二月,大疫。中平二年正月,大疫。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3351页。)
值得注意的是,除汉献帝二十二年记录为“大疫”之外,其他都标明“正月”“二月”“春”等具体时间,这说明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很可能持续很长时间(详后)。有些瘟疫还有转移,如从京都转移到九江、庐江等。总体来看,每隔几年就有瘟疫发生。
建安二十二年以后,《后汉书》就不记载瘟疫了,是因为瘟疫没有了吗?不是的,是因为东汉没有了。
这一年,曹操六十三岁,开始走上他的人生巅峰,被封为魏王,三年后去世。
据《曹操年表》记录,本年曹操正忙于以下几件大事: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操军居巢(今安徽巢县东北),二月,进至郝谿,攻濡须口,孙权退走。三月,操引军还,留夏侯惇、曹仁等屯居巢。四月,献帝诏魏王操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八月,下举贤勿拘品行令,重申唯才是举,勿拘操品之意。十月,献帝命操冕用十二旒,备天子乘舆。操以子丕为太子。刘备率诸将进兵汉中,遣张飞、马超、吴兰等屯下辩(今甘肃成县西)。操遣曹洪率兵拒之。是岁,大疫。”(曹操著,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曹操集•曹操年表》,中华书局2013年第209页)
我们依次来看看,尤其关注跟疫情密切的事件。
最早是跟孙权打仗,这是曹操人生中的最后一战,因为疫情而没有成功,但孙权也没捞到便宜。
据《三国志·司马朗传》,司马朗“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遗命布衣幅巾,敛以时服,州人追思之。”(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司马梁张温贾传第十五》,中华书局1982年第468页。)
裴松之注中详细地解释了司马朗临终的话,他对将士们说:“刺史蒙国厚恩,督司万里,微功未效,而遭此疫疠,既不能自救,辜负国恩。身没之后,其布衣幅巾,敛以时服,勿违吾志也。”
从“军士大疫”“遭此疫疠”等来看,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在春季就已爆发。
司马朗临终嘱咐要薄葬自己,虽然体现出他的爱民为国,却也跟曹操的主张一致,据说曹植的妻子就曾因为穿得过于华美而被曹操诛杀。生者尚如此,何况死者。
而从建安二十三年曹操《赡给灾民令》中说“去冬(指建安二十二年冬)天降疫疠”来看,疫情跟建安二十二年可谓相始终。
二
一开始,曹操似乎没有太关注疫情,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办。除了前面的攻吴失败之外,他还要抓紧时间取代东汉。这就是他在建安二十二年封为魏王并立曹丕为太子等事。
也有反对曹操的不同政见者,《册府元龟•卿监部(三)•忠节》就记载了一则耿纪的事:
“耿纪,秉曾孙也。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异之。稍迁少府。纪以操将篡汉,建安二十二年,与太医令吉丕(丕或作平)、丞相司直韦况、晃华谋起兵诛操,不克,夷三族。于时衣冠盛门,坐纪罹祸灭者众矣。”(王钦若等编纂,周勛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7206页。)
不仅疫情在肆虐杀生,曹操也没闲着,杀了很多不拥护自己的人,哪怕他们曾经是自己人。
同时,曹操还抓紧时间招纳贤才,巩固地位,他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说:
“昔伊挚、傅说出于***,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曹操著:《曹操集》,中华书局2013年第48页。)
不管品行,只要有才,曹操都想收为己有——这当然是为了为我所用而已。
直到魏王势力稳固的第二年,也就是建安二十三年,曹操才下《赡给灾民令》,其中说:
“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産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曹操著:《曹操集》,中华书局2013年第50页。)
其中很多是废话,在这样战乱、大疫面前,他所针对的却是“七十”“九十”以上的老人,这能有多少呢?
有用的是“十二岁”以下的孤儿、“贫穷不能自赡者”和“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这类人得到一定程度的救济。
问题是,这类人是最底层的可怜人,他们是最早受到疫情冲击的,却直到第二年才从官方文件上获得书面帮助(谁也不知道具体实施情况如何),他们怎么撑得过建安二十二年呢?
三
跟曹操一样忙着疫情之外的事的,还有争夺太子之位的曹丕。
曹丕是长子,按道理来说,魏太子本是他的,不必争。却不想他有那么优秀的弟弟曹植。
兄弟俩的故事我们比较熟悉,这里引几则知名度小一点的宫斗细节。司马光《资治通鉴•建安二十二年》就记录了一则:
“操尝出征,丕、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操亦悦焉。丕怅然自失,济阴吴质耳语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丕涕泣而拜,操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多华辞而诚心不及也。植既任性而行,不自雕饰,五官将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称说,故遂定为太子。”(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第2151页。)
曹操出征(不知是否是攻吴那次),曹丕、曹植都来送行。曹植努力歌颂父亲的功德,才华横溢,曹操也很高兴,曹丕很失落,吴质就让他干脆哭出来,结果以悲情感动曹操,认为曹植虽然有才华,但是没有曹丕孝顺。
表面看曹植这时的做法确实不妥,而曹丕之所以能写出《燕歌行》,看来也是有原因的。
问题是,曹丕是真心的吗?司马光又记载了另一个细节:
“太子抱议郞辛毗颈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吿其女宪英,宪英叹曰:‘太子,代君主宗庙、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国,不可以不惧。宜戚而惧,而反以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第2152页。)
曹丕成功上位后,对辛毗说我很高兴,辛毗把这话告诉女儿,她女儿却说曹丕应该为太子之位责任重大而感到恐惧,现在却因为个人胜出而高兴,恐怕魏国要完了。
这番大义之言,让胡三省忍不住跳出来感叹说:“女子之智识,有男子不能及者。”
由此可见,曹丕“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并非为国家大局,而只是为了个人小利。
四
而曹植则跟父兄完全不同了,他“任性而行,不自雕饰”,是一个敢于披露疫情、敢于同情贫苦百姓的人。
他写有一篇《说疫气》,在说这篇之前,先把前面他跟曹丕送曹操出征的话头了结。
率军出征,最重要的是像小孩子那样哭泣呢,还是鼓舞士气?我个人觉得,如果不是装出来的,曹丕那样哭泣也没有错,而像曹植那样鼓舞士气、振奋军心则是更好的。
曹植有名篇,说:“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不得中顾私”的曹植败给“矫情自饰”的哥哥,一点也不奇怪。
曹操虽然有借鉴袁绍、刘表前车之鉴的动机才树立曹丕,但就立太子这一节来看,曹操也算不上真正的英雄,后世称他“奸雄”,还真不是委屈了他。
曹植《说疫气》没有完整流传下来,只有两个片段,先看第一个: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262-263页。)
从标题“说”来看,曹植是想搞清楚瘟疫的来源,为什么要搞清楚这个?这就跟我们的很多专家在新冠病毒肺炎爆发后第一时间要探讨传染源一样,只有搞清楚这个,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这一段的内容,赵幼文分析得很周密,我就直接引用如下,他说:
“曹植从时疫流行的环境中,发现贫穷人家死亡率高而富贵者少的矛盾现象,根据自己的探索分析,从而判断疫气不是鬼神所散布,而是气候失常,贫民物质生活条件不能与之相适应而导致如此的。由于时代科学水平之制约,不可能理解时疫发生之真正原因。但能在迷信浓厚时代里,作出比较正确的结论,排除封建迷信,具着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是难能而可贵的。”(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264页。)
除了赵先生所分析的内容以外,值得提醒的是,分析完贫民灾情和瘟疫发生原因之后,有识之士一般就要请求朝廷改错,如张衡《上顺帝封事》就是这样:
“臣窃见京师为害,兼所及民多病死,死有灭户,人人恐惧……厉气未息……欲使知过改悔……臣愚以为可使公卿处议,所以陈术改过。”(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1542-1543页。)
曹植《说疫气》大约也是这个思路,所以他的第二个流传下来的片段就说:“咸水之鱼,不游于江;澹水之鱼,不入于海。”(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264页。)
咸鱼不游到江里,淡水鱼不游到海水里,表明自然之物都知道各适其道,如果“阴阳失位,寒暑错时”,当然就要发生瘟疫了。
曹植所谓“阴阳失位,寒暑错时”,跟张衡一样,是在批评时政贫富不均、治乱颠倒。
五
说完百姓在疫情中的痛苦遭遇和实权派的错误应对,我们再来看看建安七子中的五子在这场瘟疫中的悲剧。
最先陨落的是“七子之冠冕”的王粲,他跟司马朗差不多,也是在攻吴的过程中遭殃。《三国志》说:
“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王粲》,中华书局1982年第599页。)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推断,疫情可能一开始发生在魏、吴边界安徽巢县东北一带,司马朗、王粲以及众多将士受到感染而死亡,而曹操等则逃回中原。他们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传播了病毒,但这时他们都没空关心疫情,而忙于实现各自的野心。
因为这时的疫情很可能就像曹植描述的那样:“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只是在贫苦百姓中间感染,而权贵之家很少,那些权贵当然并不重视。
终于,没有得到及时控制的疫情越来越严重,建安二十二年(217)冬瘟疫流行,多人死亡。
后来,曹丕写一封信给曾帮他夺取太子之位的好友吴质,伤掉友人的逝世: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又与吴质书》,中华书局1958年第2177页。)
太子之位已定,再来回顾被疫情夺走的无辜生命,早干什么去了?
六
由于曹丕把徐干、陈琳、应瑒和刘桢列在一起,所以陈寿《三国志》误以为徐干也死于建安二十二年,百度就更不分辨了。
实际上,徐干留下一部《中论》,《中论》的序是这样说的:
“(干)年四十八,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疠疾,大命陨頽。”钱培名《中论题识》云:“案,原序前言‘未至弱冠,言则成章,操翰成文,此灵帝末年也’。据此,汉灵帝末年为中平六年,干年盖十九,是干生于灵帝建宁四年,至献帝建安二十三年,年四十八,前后适符。陈振孙谓原序为同时人作,盖得其真,可订陈寿之误。”(孔融等著,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建安七子年谱》,中华书局2005年第458页。)
又据龚克昌等研究,徐、陈、应、刘“死于是年(即建安二十二年——笔者注)冬十月之后”(龚克昌、周广璜、苏瑞隆评注:《全三国赋评注》,齐鲁书社2013年第171页)。
综上,徐干应该卒于建安二十三年春,百度错误。
让我们惊讶的是,直到那时候,疫情还没结束。
历史不会忘记,历史的昨天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