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淘大花园肯德基，点一杯热巧克力。4月午后，春风挟夏热而来，欲炙还迟。
时光若倒流入2003年，我这一行为相当于留在“战斧”导弹横飞的巴格达大街上喝咖啡。所异在于，导弹好歹是看得见的，而入侵香港者无形无踪，甚至直至今日人们也难以完全解释其由来。
当年震惊全球的SARS疫情中，全港死亡299人，其中淘大花园42人，为全港之首和灾难爆发地。9年后的春天，我与叶兴国相约淘大，此地已不复昔时痕迹。
叶为观塘区议员，也是淘大花园业主委员会主席。正值选举季，街头巨幅照片上的他笑容可掬。生于1951年的叶在八个孩子的大家庭中长大，12岁即做工养家，辛苦一生，却惟SARS痛彻心扉。
与那个春天相系的历史是香港劫而再生的集体史，也是他怆然挣扎的个人史。
位于九龙观塘区的淘大花园共19座楼。作为2005年集资维修的结果，昔日灰蒙蒙外墙涂作亮橘色，各户窗台呈“红唇”样，给这个已有30多年历史的居民小区赋予了告别过去、迎接新生的意味。
隔着数千日忆当时绝境，像是说别人的事。
2003年春天，SARS在医院蔓延的同时，无声扩散至社区。3月24日，淘大花园疫情骤抵高峰。三天后，香港特区政府宣布，“非典”在淘大爆发。
拥有居民17000多人的淘大，一夜成空城。商店闭门，的士拒来，男女老少把塑料袋往头上一套，拖着行李箱离开。到3月30日政府宣布封楼隔离之前，除了感染人数最多的E座尚余230多人，其他楼能走的人，都走了。
家住I座的叶兴国以及太太和两个孩子，没走。按照我们描述模范人物的习惯性话语，此处行文应为“他留下了，因为这里还有他的责任”。
还真是这样。尽管叶也说不清楚“业主委员会主席”这个不领一分钱工资、专与麻烦打交道的“职位”究竟有何责任。留下来，总归，也许，还能做点什么。
但事实上，除了消毒，普通人做不了什么。重复性的、效果未期的擦地、消毒。
一天上千元也招不来工人，叶兴国硬着头皮自己干。那时他已是风暴眼里的新闻人物。姐姐从电视里看到这一画面，劈头盖脸打来电话：“不怕死啊！”太太倒还好，只要求叶兴国一进家门先洗澡。一天洗十来次，就差跳进消毒水池了。
感染数字日日攀升，叶建议隔离，并最终推动政府实施隔离。
3月31日清晨，民政事务署、卫生署、警方联合封锁E座。第二天晚间，行动升级。被隔离的E座居民转移到4个隔离营内，接受治疗和检查。
科学与人性时而相悖。有居民打电话到电台，大骂叶兴国。电台再访，叶答：“我不知道隔离措施对不对，如果不对，我就辞职。”
隔离最终表明是正确的。只是，晚了。
一个13岁的女孩，父母双双不治而亡。一位银行职员剖腹产子后去世，所幸孩子活了下来。
邻居男子要叶兴国陪自己去马嘉烈医院探望太太。整个医院安静极了，没有人大声说话。医生说：“她的样子挺痛苦。还有，你回去要隔离10天。”
迈进ICU病房之前的最后一步，他停下了，拉着叶兴国返回。第二天早上，妻子去世，遗体直接火化了，最终还是没能见上一面。
讲那个男人，叶兴国流畅的语速变得很慢。伤感堵住了心头某个泉眼。
时间艰难进入4月。隔离10日后，E座解封，住户回家，园内树枝满挂迎接他们的黄丝带。当时这座楼已去世20多人，入夜，每一层楼都透出祭奠的烛光。叶在烛光中登楼履职，第一次渗骨地怕。
业主委员会决定，为逝者做一场法事。几番加价，终于有法师愿意接手，但代表死难者亲属披麻戴孝的那一个遍寻不得，只能由叶自己来担。
叶半生送走亲人数位，戴孝却是第一次。据他所忆，那个早上原本晴空一片，法师刚坐上莲花座念念有词，狂风大作，天色突变。莲花座旁的木板轰然倒下，重重砸向地面。
恐慌之中，神秘主义给予生者的慰藉不堪一击。
自疫情爆发，淘大花园居民备受歧视。有一家三口本来已经搬离，受不了他人眼光，很快又回到淘大。叶兴国所在公司要求他两周内不上班，而即使在两周之后，从前共进午餐的同事们仍唯恐避之不及。甚至在疫情接近尾声的4月末，叶去隔壁花园饮茶，周遭民众立即买单走人。
其实，歧视与脆弱皆为人类在未知“怪病”面前的本能反应，并无本质区别，亦无可厚非。
香港疫情解除，居民陆续返家。又一年，淘大花园里有了新面孔。再过三四年，当时对折贱卖也无人问津的房子随香港整体房价一起蒸蒸日上。
叶兴国还住在这儿。他相信，那年春天把所有的苦都吃了，所有的折腾受够了，此后必是一番安居乐业。
中国人最高和最低的梦想，不过此四字。
白瑞雪，2012年4月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