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有篇《伤仲永》,感叹神童方仲永五岁能题诗,却因为没有学习,最后“泯然众人”。
这是众所周知的。
近来购进2020年第一笔书籍,其中就有《王安石年谱长编》,发现王安石幼年时身边还有一位神童,名叫谭必(第71页)。
2020年第一笔书籍,给学生布置读书作业,自己也不能不读
据说他“幼而聪慧,日诵万言”,天圣八年(1030)王安石的父亲王益担任韶州太守的时候,谭必来参加童子试,被王益狠狠地奖赏一通。
而当时王安石虽然已经十岁,却还没正式学习,王安石《与祖择之书》说自己“某生十二年而学”,十二岁才开始学识字,跟的老师是谭昉(不知跟谭必是否有亲戚关系)。
王安石自己也认为谭必是神童,他在《送子思兄参惠州军》诗中,把谭必比作唐代神童张九龄,虽然以“我方文葆中”的年龄小为理由来自我安慰,却“去思今岂忘”,这种难忘之中,或许也包含着一些压力吧。
当然,这种压力,王安石当时根本没意识到,因为他还没入学嘛,据《送崔左藏之广东》“当时嬉戏我垂髫”来看,王安石还只知道“撒欢儿”。
神童毕竟是少数,很不幸,王安石年幼时就碰见两个,尽管《宋史·王安石传》说他“少好读书,一过目,终生不忘”,但那毕竟已是十二岁以后的事了。
我们知道的宋代大文豪,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寿命不过六十多岁,比我们的平均寿命短很多,这么短的寿命,按道理来说要比我们更自觉地抓紧童年时光来学习,结果没想到,王安石十二岁才开始走上起跑线,放在今天,都快要进初中了。
方仲永自不必说,谭必后来如何了呢?据说考中进士,成为邕州推官,后来死于国事。
王安石虽然起步晚,输在起跑线上,但是他后来的事迹我们都知道,是远远地超过了谭必等人的。
原因何在?历史的机遇不是个人能决定的,这部分我们暂且不谈,就单单从学习方面来看,王安石起码有三个品格促使他后来居上。
首先就是见贤思齐,从根本上认识到读书学习的重要性,据他自己的诗歌说,他刚开始跟谭昉学习的时候,诗句是这样写的“当我垂髫初识字,看君挥翰独惊人”(《贵州虞部使君访及道旧窃有感恻因成小诗》),一开始认字,当然是很难的,王安石不仅没有体现出畏难情绪,反而羡慕挥翰自如的老师,这就是从心底里热爱读书学习。
他为什么会如此热爱呢?原因很简单,玩的时间太长了!任何一个人玩到十二岁,身边的人都开始学习了,有的还学得很好,你还会觉得玩有趣吗?玩到十二岁,可能都没人陪你玩了!这样一来,反而觉得学习是种解脱,王安石也是如此(这点很重要,王安石不仅自己是这样过来的,也这样教育自己的子孙,详后)。
我们今天相反,恨不得4岁就来学习,还没撒过欢儿呢就识字读书,各种培训班,这样一来,好一些的孩子把学习当做游戏,到最后就游戏般地学习,差一些的孩子就干脆从心底里厌恶学习,即便年少时出于压力不得不学,一旦工作了就跟学习读书一刀两段。
童年没撒的欢儿总有一天会撒出来的,哪怕是在故宫也在所不惜,所以无论是好一些还是差一些,过早地学习的孩子,大多数都难以培养出学习的使命感。
其次就是前面所说的使命感,王安石十二岁识字,十五岁就在《闲居遣兴》诗中说:“南去干戈何日解,东来馹骑此时奔。
谁将天下安危事,一把诗书子细论。
”由于此时读书没有厌恶感,又心智已经比较成熟,所以在读书催生他思考的过程中,自然会以读书的眼光来思考身边的大事,当时广南发生叛乱,王安石就自觉地想要带着平定天下的意思去读书,去寻找答案,去思考,这比我们为了读书而读书,为了考试而背书,为了分数而啃书的态度,相差何啻千里。
在这种自觉思考中,他十八岁就树立了“回归三代”的理想,也就是要通过“尧舜之道”来重新治理天下。
我们先不管他树立的是什么理想,这一个理想在今天的时代中显然不可能,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他树立理想的过程,如果王安石生活在当代,以他的方式来学习,我想他可能不一定再去树立回到三代的理想,但他一定会树立理想则是毫无疑问的。
最后就是学习的心态,由于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也不是为了排名次,所以他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会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反而是以寻找同道中人的方式看到其他同学的优点,从而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他在《李通叔哀辞》序中详细地回顾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彼此学习的事,可以作为代表来看,文中先说李通叔二十八岁回家,路上发洪水被溺死,接着回忆二人往事,他说:“初予既孤,寄金陵,家焉。
从二兄入学为诸生,常感古人汲汲于友,以相镌切,以入于道德。
予材性生古人下,学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镌切以入于道德,予其或者归为涂之人而已邪?为此忧惧。
既而遇通叔于诸生间,望其容而色睟然类君子,即而与之言,皆君子之言也。
其容色在目,其言在耳,则予放心不求而归,邪气不伐而自遁去。
求其所为文,则一本于古,华虚荡肆之学,盖未尝接于其心,诚有以开予者。
予得而友之,忧惧释然,作《太阿》诗贻之,道气类之同而合也。
通叔亦作《双松》诗,道气类之同而期之久也以为报。
自予之得通叔,然后知圣人户庭可策而入也。
是不惟喻于其言而已,盖观其行而得焉者为多。
”
文中写到王安石认为自己才性低下(这有自谦之意,但确实不算太高,前文已说),害怕终究会“泯然众人”,他在读书中发现,古人常常通过朋友互相批评进步,可是自己没有(这里请注意,他的学习方法不是任何人规定的,是他自己学习并总结出来的,可惜王安石后来变法的时候为了富国强兵,追求划一,本末倒置,但这是后话,他早年的学习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看到李通叔如君子一样,就主动去跟他交流学习,不仅如此,还去看他写的文章,果然都是古实不虚的,确实很受启发;然而王安石并没有就此为止,还要去看李通叔的行为,他有没有像他作文里写得那样去做。
三重考察下来,才跟李通叔结为好友,共同研讨“圣人之道”。
我们对于王安石后期的改革行为先不讨论,单从他自身的后来居上的学习历程来看,确乎是比较成功的。
以上三点启发,归根究底,就是顺应人性地参入学习活动中来,是比较符合儿童性格的,而他后来改革之所以失败,或者说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就在于不太符合人性。
也许是自身这样一路走来的体会很深,所以王安石也如此提倡学习,他在《赠外孙》诗中说:“年小从他爱梨栗,长成须读五车书。
”意思是说,外孙小的时候让他自由成长,等到长成的时候就要读书学习了。
时过境迁,今天的时代已经远非北宋可比,如果我们执拗地抱着王安石的学习方法来要求每一个人,和他当时执拗地抱着尧舜之道来治理北宋一样会失败,问题在于,大浪淘沙,留下来的共同处是什么?“人性,太人性的”,不变的是人性。
在具体做法上我们需要增损,但不违背人性的学习原则则是我们需要共同遵循的,否则得不偿失,社会上的此类悲剧还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