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声明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事情梗概。
之所以在处罚之后再出一则声明，也是因为之前的处罚引起了一定的舆论质疑：按我们朴素的认知，处罚哄抬口罩价格，民众应当拍手叫好才是，但是，6毛进1块卖，良心商家了有木有？相较于动则五六块的价格，1块实乃良心价。
在当前行情下，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觉得1块钱一个的口罩是哄抬后的价格。
那么，为什么还会有消费者举报呢？要么是贼精的消费者，对口罩生产成本等情况十分了解，或者有所误解，认为成本会远低于6毛，几毛钱的利润也不想让商家赚；要么是同业竞争，我卖几块，你卖1块，我还怎么卖？举报！不管是什么样的消费者举报了，既然举报了，执法者不执法也不行，否则举报者说你不作为。
一去，发现确实违法了啊，与现行的法律规定确实相违背啊。
第一，公共卫生一级响应期间，与疫情相关的医用商品一律不得涨价；第二，所售商品无参照原价的，购销差价不得超过15%。
我不知道这个不得超过15%的规定是针对疫情期间的特定商品，还是任何时候的任何商品购销差价都不得超过15%。
购销差价不得超过15%是什么意思呢？比如100进货，你卖出的时候，最高卖115。
如果是任何时候任何商品都不得超过15%，那么这无疑严重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大街上的哄抬价格商品可能比比皆是。
扯远了，无论如何，药房确实违法了。
作为执法者，罚不罚呢？不罚，执法者犯法，还有那个举报者盯着你。
罚，舆情会来，真的来了。
（那些真正的奸商你不罚，这样的良心药房你罚了，当下老百姓难得的廉价口罩销售点被执法者赌了。
德国有个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当年守墙的士兵因格·亨里奇被告上了法庭。
在法庭上，随着控辩双方激烈的辩论，当年东德士兵亨里奇射杀东德青年格夫洛伊的一幕，又在人们眼前浮现。
1989年2月的一天傍晚，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东德士兵亨里奇守卫在柏林墙东德的一边。
因为常有东德人翻越柏林墙偷越到西德去，亨里奇很警惕。
突然，他发现有一个人乘着雨雾，鬼鬼祟祟地攀爬到柏林墙上，企图逃到西德去，亨里奇毫不犹豫地举起手中的AK-47冲锋枪，瞄准那个人勾动了板机。
“砰”的一声枪响，22岁的东德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被守卫士兵亨里奇击毙。
为此，亨里奇受到了上司的嘉奖。
没想到，仅仅过了几个月，1989年底，柏林墙被推翻，东西德回归统一，亨里奇遭到格夫洛伊家人的起诉，要求追究亨里奇的法律责任。
在法庭上，亨里奇的辩护律师称，亨里奇作为一名守墙士兵，是在执行命令，作为一名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他别无选择。
亨里奇在执勤时，发现格夫洛伊企图翻墙偷越国境，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开枪射击。
如果要说有罪，罪也不在他。
听了辩护律师的辩护，人们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微微颔首，人们似乎默认亨里奇是无罪的，因为他是一名军人，他这是在执行命令，他别无选择。
可是，面色严峻的法官西奥多·赛德尔义正词严地反驳道：作为军人，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这一点无可置疑。
但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请不要忽视这样一个细节：作为一名军人，打不准是无罪的。
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当你发现有人翻墙越境时，此时此刻，你在举枪瞄准射击时，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执法者有不执行法律是不对的，但是有抬高枪口一厘米的权利，那一刻，世界仿佛凝固了。
那么，在该药房处罚案中，执法者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厘米吗？执法者似乎找不到抬高的选项。
要么罚，要么不罚。
在柏林墙案中，除了“要么打，要么不打”，还有打不准的选项。
假如你是执法者，你该如何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