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群居动物,谁也无法做到离群索居,群体社会自然而然会出现一个解决和仲裁这些矛盾的组织,为了更好的生存而根据过往经验制订出各种各样的规则,这样的组织弥补和解决了官方无法延伸到的底层民众诉求。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口扎堆的地方每天都会发生各种矛盾和利益产生的纠纷,人们除了依靠道德知觉来评判,还需要一个组织去执行。
纵贯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是明清两代六百年来京师和戍防军队所依赖的最重要的粮食供应通道。这条以南粮北调为主的水运通道古称“漕运”,所运送的粮食又称“漕粮”,围绕“漕粮”运输又诞生出一套盘根错节的暗规则体系,被称为“漕规”。服务于这条通道的水手、舵公和搬运工多达十几万人,依赖运河讨生活的人群也同样诞生出“漕帮”这样的组织。这些人与美国的十九世纪的码头工人类似,都是以搬运货物靠出卖苦力为生。美国码头工人形成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工会组织,而运河上也同样进化出抱团取暖的“漕帮”。“漕帮”以山东和河南籍无业游民为主,他们都是社会底层生活艰辛的贱民,他们以“漕运”的日常工作为主业,也干一些“副业”,如偷盗、勒索、开设赌场妓院和鸦片烟馆,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维系着整个运河航运业的正常运转。
1872年,上海轮船招商局成立,西方工业开始影响古老的大清帝国,运输力量更强大,而成本更低的蒸汽机货轮对承运六百年之久的“漕运”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几经冲突也无法挽回“漕运”整体被市场所淘汰的命运。清政府也知道十几万人同时失业可能对国家造成的潜在威胁,于是发放了数额不等的遣散费,作为支持水手们回乡务农的费用,航路开始由运河改为海运。但是朝廷并不了解很多水手在家乡既没有可耕种的地产,甚至连居住的房子都没有,微薄的遣散费也根本无法购置房产和地产。失业的“漕帮”水手伙计们回到陆上,来到了当时亚洲最大的金融中心,上海。为了生存他们开始在上海滩大力拓展以前的“副业”,走私、贩毒、开烟馆、开妓院、放高利贷、收保护费,并频繁与当地豪强发生暴力冲突,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和各种机遇的把握逐渐形成为后来势力强大的上海“青帮”组织。上海滩那些地位显赫的“大亨”,很多都是“青帮”元老,追溯他们的历史又多少都有些“漕帮”的履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国进入全面抗战状态,“青帮”灵魂人物杜月笙发起上海市各界人士抗战后援会,亲自通过电台演讲筹集资金和物资,同时差遣“青帮”子弟去往前线支援抗战,号召并率领青帮上下帮众收容安置难民,为支持国军抗战倾尽所有,仅淞沪会战中丧生的由“青帮”精锐成员组成的苏浙别动队就有八千人之众。后来杜月笙与戴笠合作并组织了主要由青帮成员组成的忠义救国军,人数曾多达五万。抗日战争结束后,以“青帮”子弟为主的忠义救国军被解散重新编制为上海的治安警察。“青帮”为抗战所付出的代价固然与同仇敌忾的民族情结有关,也不能忽略蒋介石本人就曾是青帮弟子。杜月笙更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来洗白被广大上海市民所厌恶的黑社会性质的“青帮”,杜月笙既对国民政府有求必应,也对中国共产党施以援手给予资助。
抗战结束后,中华民国政府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裁定的侵华日本战犯的审判裁决结果不满并提出申诉。目光短浅的美国当局放弃了对民国政府的支持,苏俄闻风而动挥师百万击败国民党军队,占领并拆除了日本花费十数年经营的满洲重工业基地,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青帮”大佬杜月笙并未应蒋介石邀请去台湾,也婉拒周恩来等人留在上海的建议,而是举家迁往香港。杜月笙的身体状况在香港时已经非常不好,于1951年8月病逝。这直接导致“青帮”在香港失去了保持凝聚的核心,“青帮”子弟被被香港本地黑帮势力十四K、新义安或其他社会组织吸纳。杜月笙等人曾力劝黄金荣离开上海,但风烛残年的黄金荣不愿忍受颠沛流离的生活,自认为没有当过日伪汉奸,也没有得罪过共产党,最终选择留在上海,下图虽为摆拍却也可见其晚景之凄凉。
“青帮”大本营上海在新政府的接管下已无任何可生存的土壤,红社会之外是不允许有其他颜色的社会存在。“青帮”子弟被挨个清算,当年杀死上海工人代表王寿华的“青帮”帮众被押解到曾经杀死汪寿华的旧址执行枪决。主要由“青帮”成员所构成的上海治安警察在局面稳定之后,也大多被解职判刑发配流放到新疆青海等偏远地区自生自灭,后期发起的运动所波及的人群远不止“青帮”成员已是后话。
至此,“青帮”在中华大地已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