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票”们如愿成为孙美瑶手中的筹码。
动武不成,只能依赖谈判这种“和平手段”了,从中央政府高官到各地士绅,不乏想借这场大案建功之人。于是,枣庄迎来了交通总长吴毓麟、山东省长熊炳琦、山东督军田中玉、天津警察局长杨以德,可谓“冠盖云集”。北京的高官,山东本省和临近省份的官员、乡绅,还有各地的新闻记者,咸集于此,旅店、茶楼、饭店,终日客满,甚至连附近地区的小商贩都赶来此地,大捞了一笔。
孙美瑶得手之后,便照着孙桂枝的主意,先把四个外国女客释放,同时教她们向官方转达三个条件:一是迅速将围山官兵撤出十英里以外;二是收编匪军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三是补充军火。绑匪的目的在于解抱犊崮之围,收编他们为国军,并不是要赎款。从山上送下来的第一封信,是上海《密勒士评论报》记者鲍威尔所写的,劝告政府军勿攻山,须求和平解决。全体外俘都在信上签了名。 信上说:“被难旅客,除华人外,有属英、美、法、意、墨诸国之侨民数十人,警告官兵,勿追击太急,致不利于被掳者之生命。” 由于外交团坚决主张派人和土匪讲和,以免危及外俘生命,所以5月20日起从北京、济南、徐州各处赶到枣庄来跟孙美瑶谈判的大员,计有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交通总长吴毓麟、曹锟代表杨以德、徐海镇守使陈调元、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等,真是冠盖云集,把小地方的老百姓都吓呆了。此外上海总商会、记者公会以及滕县、峄县的士绅等等也络绎而来。有关各国驻济南的领事等,也摆出了“洋大人”的架势,跑来督促进行。 孙美瑶没料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不免有些慌张,他底下那些小头目如郭琪才、周天伦等则意见纷歧,各有打算。有的主张适可而止,不宜闹得太过分;有的则看准了政府害怕外国人,不敢使用武力,主张趁此机会大大地捞一票。全亏孙桂枝以老当家身份,从中主持。山里的生活条件太差,匪徒的性格又很粗暴,被绑的肉票吃不了苦,死的很多,他也得分心照顾。至于向官方提谈判条件,当然更非他出场不可了。但他很善于隐蔽,自己并不出面,只跟在别人背后,暗暗指掇,因而官方最初竟没有注意到他。直到后来谈判到了一定阶段,匪方答应先释放一批中外肉票时,才发现匪方所出的释放证上,都由孙桂枝一人签名盖章,有个叫秦榛元的小孩子,因为没有这张释放证,竟被临时拦回去,大家才知道匪方实际的首领是孙桂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