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法、英、意都有公民被绑，参与“调查”情理之中，日本并无人员被绑，参加进来的目的，颇值得外人琢磨。
亲历者鲍威尔所听到的街谈巷议，似乎也提出了些可疑之处：“本来还有一些日本乘客坐火车去北京，可不知为何，火车到达徐州站时，他们便半途下车，趁着夜色神秘离去。”
日本政府方面也在台面上表达了对劫案异样的“关心”。官方发言人专门发表谈话，幸灾乐祸地“请列强回顾一下，在华盛顿会议上，各国强迫日本人从山东撤出的不适宜态度。”还前瞻性地表示，“如果日本军队仍旧留在山东维持秩序，土匪劫车事件也许根本不会发生。”
在东京方面大造“中国政府无能，无力保护铁路”舆论的同时，日本在华的半官方报纸《华北正报》摆出了一副“公正”的面孔：“日本社论诋各国对临城事件之态度为一种反动，日本愿助中国限制各国之非分要求。”
基于日本在临城大劫案中种种异常表现，《山东法报》当时做出了这样的猜测：“盘踞青岛多年，素以勾结土匪贩卖烟土吗啡械弹扰乱地方为业务之某国浪人，协助做此劫车之举，更由此浪人做探，侦查旅客之人物。认为可劫，始行动手。盖土匪重在财物，而主动者则为政治作用；一为扰乱秩序，二为挑起国际问题，尤以间隔中美感情为主旨，故此次旅客之西人中以美国人为最多，而独无某国人。”
三名西俘移置山顶，是用绳索吊上山的，其中63岁的英国人斯密士在西俘中年纪最大，他是因为患了失眠症，特地到中国大陆来“旅行疗养”，现在被悬吊在半空中提到山上去，使得他的失眠症发作得更厉害，幸而这时山上和外界已可通邮，因此在山上的西俘可以从山下取得接济，斯密士的安眠药可以寄来，所以勉强还可应付。自上海寄到的大批罐头食物、香烟、水果、报纸、杂志，匪方都全部转交西俘。 西俘还有言论和通信的自由，上海《密勒士评论报》首先发表了鲍威尔的“匪窟通信”，描写俘囚生活和山中风景，但是有一件事鲍威尔避而不谈，那是当土匪把他和另一个西俘押解到巢云观时，曾令他们向神佛磕头，旁边有人撞钟击鼓，他们都做了。 由于政府军态度日益强硬，裴雨松下山一去不返，匪方于25日又叫鲍威尔宣誓下山，限于24小时内回返，并派匪兵两人为随。 鲍威尔带了匪方三个条件： （一）发给匪军六个月的军饷； （二）收编匪军1万人； （三）以张敬尧为山东督军。 官方拒绝了匪方这三个条件，鲍威尔遵守誓言，于当天折返匪窟。 12年5月26日田中玉由北京回到枣庄来，命令政府军加强合围，并派飞机绕山投下传单，匪情更为惶恐，除要求外俘修书求和外，又派鲍威尔携带两个比较让步的条件下山，这两个条件是： （一）政府军解围撤退； （二）收编以二旅为限。 官方提出了两个反条件： （一）先释放西俘三分之二； （二）收编匪军以有枪者为限。 5月31日匪方将已经移送山顶上的西俘三人送下山来，并且首先释放了年老多病的斯密士。 这位为了医疗失眠病而到中国旅行治疗的斯密士先生恢复自由后顿时成为新闻人物，他发表了一封通讯，叙述他被掳的感想，他认为这次被掳是他一生中最可宝贵的经验，但是他又郑而重之地说他不愿再遇到这种历险的经验，即使有人拿100万美金和他打赌。他本来旅程中还有东北没有走完，可是当他听说张作霖也是“红胡子”出身的时候，他就坚决地表示要结束在中国大陆的“旅行治疗”，匆匆收拾行囊，回返英国去了。 官匪双方所以不易谈拢的原因在于彼此不信任，官方唯恐接受了条件，匪方不放人：匪方则担心放了人，官方会把条件推翻。这是一个结，如果无法解开，一切白费。美国人安德臣倒很聪明，已看透了这一点，便想出了一个双方互提保证书的办法，征得田中玉和孙桂枝同意，由安德臣保证官方绝对履行收编条件，并赦免各匪过去所犯一切罪行；孙桂枝保证匪方在受编后一定恪遵军纪，效忠国家。但签字之后，匪方仍有顾虑，觉得一张纸能有多大用处呢？官方真要翻脸不认帐，这张纸又抵不了免死牌，于是继续一天天地拖着，迟迟不肯把肉票放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