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增强保护铁路的能力，让外国的乘客免于再受威胁。而日本此时更加不赞同“铁路共管”，它已经获取了中国东北地区铁路的大部分权利，“共管”案一旦通过，英国就有可能把手伸到东北。为了获取中国新政府的好感，日本“大度”地表示主张中国自行组织护路队，这种态度获得了除英国外其他列强的一致赞同。
赵延庆对记者分析，公使团在5月份提出的诸项要求，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威胁中国政府早些救出外国人质；而8月份的“决议”，更多地带有一种试探的意味，在“肇事省份”主要官员被裁撤、中国原则上同意赔偿要求后，他们的目的也便达成了大半。
而中方为了表示本国有能力保护“外人安全”，在10月底迅速成立了一个名为“铁路警备处”的组织，将其列为国务院直管部门，并安排两个旅的兵力听其调度。
“蓝钢皮”这种常年为外国人乘坐的“国际列车”，在临城案后也在车头装上了大型探照灯，光照数里，以防不测。
中国在铁路沿线增派重兵，而英国在公使团中也已孤掌难鸣，“共管”一事，不了了之。
1923年6月1日，各国武官团到了枣庄，郑士琦没有到火车站欢迎这些“洋大人”，使得他们大为光火。郑士琦请这些外宾午宴，他们竟集体不去，郑士琦知道原委，于是赶来赔了许多不是，道歉说好话，最后这些“洋大人”才勉强接受，大模大样地前往参加宴会。 当天，他们让中国军官带路，乘马前往山区侦察路径，其实这也不过是一番做作，根本侦察不出一个名堂来，因为这个时候，土匪已经表示就抚，西俘都已释放。 6月2日，孙美瑶随同陈调元下山，和郑士琦签订了和平条约，当天陈调元又陪孙回山进行点验事宜，点验结果，全部匪军实数只有3000人，有枪的不到1200人，匪窠中无论男女老幼，一律给以免死证，有不愿入伍的，准其缴械遣散，个人财物准其携带回家。 6月12日，最后一批西俘八名全部释放，13日全部回到上海，一场轰动世界的劫车绑票案，从开始到结束，历时37天。 匪军于6月27日正式改编为山东新编第十一旅，孙美瑶当了旅长，周天松、郭天才为团长，指定郭里集为这一旅的防地，孙桂枝当了旅部的军需长。 本来孙美瑶曾经提出要杀何锋钰（山东第六混成旅旅长兼兖州镇守使），替兄报仇，同时外交团也要求北京政府惩处山东负责的长官，于是活该倒霉的何锋钰受到了撤职查办的处分，这是6月25日的事。
